被裁定假释已执行五分之一以上假释考验期的，或者被判处管制的罪犯（第九类），要么因为其有悔改表现，不具有再犯罪的危险性，要么因为其犯罪轻微，再犯罪危险性原本就较小，对他们予以特赦，也是对其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有利于促进其更好地融入家庭、回报社会。

因此，法律援助服务机构也应当是行政机关而非事业单位。同时，公设辩护人应遵守律师职业行为规范。

司法部《关于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2017年）要求加强经费保障。应该说，上述三种不同的做法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参考视角，但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情况，我国的法律援助组织管理体制尚需尊重历史、现实以及未来趋势。总体看来，《专家建议稿》的立法体例、条文设计与内容设定，都比《草案征求意见稿》更具有时代气息，更值得采用。低收入家庭的认定，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中心所在地的低收入家庭标准予以认定。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标准，有助于提高标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标准的执行。

3.立法体例上是否增设单章。甚至部分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只是建立机构的启动性经费，后续业务经费短缺。[65]如何评判此事，的确令人纠结。

判例2. 邱正吉等不服厦门市规划局规划行政许可案。[23]之所以作这样的调整，是因为基于下列两点理由：其一，2009年之后，最高法院发布判例从原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扩大到了指导案例等多种方式，拓宽同一主体判例研究样本的范围，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准确性的程度。2014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未见最高法院公布因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作出确认违法判决的判例，这种状况可能会影响法院确认违法判决的正确适用。本文的写作思路是，在解释相关法规范和整理过去10年中行政法学界对违反法定程序研究成果基础上，透过最高法院公布的相关判例（2009-2018），着重讨论如下三个问题：（1）认定行政程序违法是否需要基于行政程序的分类基础？（2）行政程序违法的裁判方式如何适用？（3）当以何种价值取向引令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本文的写作意义是，通过阶段性的、同一研究视角的方法，揭示最高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司法审查态度的变动轨迹，一方面可以回应《行政诉讼法》立法、修法的旨意，另一方面也为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一种规范性的指引，尽可能地接近类案类判这一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

在判例1中，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东华街道办事处未能享受到《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的陈述、申辩等程序性权利，昆明市规划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事实与法律都是一目了然。判例2. 祝东勇诉辽宁省西丰县陶然乡人民政府婚姻行政登记案。

[51] 信春鹰，见前注[5]，第188页。（1）就文义解释而言，轻微有不重要、程度轻之意，相对于轻微情形的另一端则是严重。被告乡政府在婚姻登记程序上存在瑕疵，虽然影响对婚姻状况判断，但不足以推翻既已领取结婚证而产生的法律效力。[29]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第20号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04页。

[19] 上述四位学者的观点，在方法论上都是基于判例整理列出程序轻微违法若干情形，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下司法实践的状况，不足之处主要是，在学理上没有作进一步作类型化提炼、处理，进而未能给出一个抽象化的判断标准，限制了其结论的适用范围。行政行为违反有工具价值行政程序的，宜认定为程序轻微违法，可以补正，如行政相对人未先行申请，行政机关就给予补助金的发放，若引起争议，令行政相对人补交申请即可。[4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见前注[33]，第125-130页。本文认为，从法理上行政程序可以有如下三种分类标准：（1）以区分行政程序所规范的行政行为内容为标准，可以分为干预行政行为程序和给付行政行为程序。

这里所谓的对行政程序违法作司法审查的价值取向，是指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时所涉程序的法律价值（独立价值或者工具价值）与法院选择何种裁判方式之间的某种关联性倾向。在没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法院仍然采用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但它不断地扩大其适用的行政领域范围。

从此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认定行政处罚决定无效的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如果行政程序并非轻微违法，即使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也不构成程序瑕疵，而是违反法定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2期，第24-28页。[14] 信春鹰，见前注[5]，第188页。[43]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5期，第25-34 页。此等情形悖离依法行政的宗旨，减损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主体的信任。被诉行政行为因程序违法被撤销时，法院基于个案的考虑有时还会责令行政机关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如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这里不进一步讨论《行政处罚法》第41条关于行政处罚决定不成立规定是否妥当，在《行政诉讼法》（2014）第75条规定之下，将《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归入重大且明显违法，应该说并无多大的法律障碍。

若行政机关机械、刻板地理解此法条，十有八九会犯与判例2相同的错误。[49] 王玎，见前注[16]，第188页。

相对于《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在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中，将原告权利限缩解释为重要程序性权利，同时又将实际影响改为实质损害。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测，立法机关可能并不赞同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发展出的那个分类，即主要程序和次要程序，故没有采纳。

[13]对在没有制定法（包括规范性文件）规定行政程序的行政案件中，法院可以引入正当程序原则作为司法审查的法规范基础，在《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后仍为行政法学界所高度共识。但是，这个判断行政程序违法的一元标准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逐渐被判例演化为二元标准，即通过判例将违反法定程序中的行政程序区分为主要程序和次要程序，若属前者，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者确认违法。

其二，行政程序本身的独立价值对法治而言究竟有何意义，在当下并没有达成一种共识。（六）行政决定形式违法、程序瑕疵和超期限作出行政决定等其他违反法定程序情形 判例1. 于栖楚诉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强制拆迁案。在这一点上，公报案例和行政审判庭案例都没有这个参照效力。2.程序轻微违法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

若坚持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原告就负有证明责任。唯需要指明的是，（1）在判例1中，法院认定违背程序正当原则欠妥，理由是在有法定送达方式的情形下，即使不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其裁判理由也可以支持其裁判结论。

以下对最高法院发布的17个相关判例作如下整理与分析。但值得关注的是，于立深通过对348个行政程序典型案例分析后，补强了其中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宪法规定以及行政规定补充说。

《行政诉讼法》（2014）之后，这个现象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27]判决结果：确认违法（被告自己撤销处罚决定，但原告不撤诉）。

在《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后的4个判例中，有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情形的1个，未事先举行听证的1个，未事先告知陈述权、申辩权的1 个，非合议组成员在被诉行政决定书上署名的1个。[16] 参见王玎：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标准，《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84-185页。[4] 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73页。法院认为：上诉人潘龙泉等人打麻将行为发生于1997年8月26日，被上诉人新沂市公安局于同日对其他两名参加打麻将人员作出治安处罚，在无违反治安管理人逃跑等客观原因的情况下，再于2007年1月31日对上诉人潘龙泉作出被诉的治安处罚决定，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9条……的规定，也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

在将房屋内的财物运送至安置房之后，思明区政府有义务通知施桂英领取被搬迁财物，但思明区政府也未履行该通知义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射阳广电出版局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射文广新注告字[2013]1号行政许可注销公告，对被上诉人依法取得的‘射民演01号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予以注销，之前未告知被上诉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之后又未向被上诉人送达该注销决定，程序严重违法，故原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上诉人射阳广电出版局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的‘射文广新注告字[2013]1号行政许可注销公告并无不当。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上诉人普遍提出，一审裁判对其实际权利影响认定不清。

对于本条存在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适用本项的前提条件有两个，即程序轻微违法与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22]他提出的程序目的论判断标准偏重于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护，但可能对维护与实施提升效率，促进行政机关快速处理行政事务，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法规范不利，毕竟《行政诉讼法》还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